此时受害者劳动权保护可能与加害者的防御权相冲突，因此国家更应谨慎采取措施。

参见王泽鉴：《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4页。详言之：首先，它与当下人格保护的现实合理性要求相合。

然后规定其排除效力，具体可体现为若干并列或不同层次的禁止行为，如1994年《法国民法典》修正后之第16－1条。德国民法学家拉伦茨如是说：人身权不是支配权……人身权根据它的实质是一种受尊重的权利，一种人身不可侵犯的权利。[9]［德］萨维尼：《当代罗马法体系Ｉ》，朱虎译，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61页。[15]但是，目前一种更具影响的观点是，我国目前制定人格权应当采取独立成编，并以此为我国未来民法典结构体例的特色之一。[16]参见梁慧星：《民法典不应单独设立人格权编》，《法制日报》2002年8月4日。

（6）立法至少还应该对人格、自由等的禁止让与、放弃、限制等做出原则性规定。换言之，对于人格保护，民法上究竟是采取人格权立法方式，还是仍然采取限于将其作为禁止加害客体而保护的立法方式？对此，目前在我国民法学界存在截然不同的观点。亦即，在耶拿时期的著述中的相关承认研究被忽视了。

{67}故意中的普遍物与意图的特殊有着距离，这种距离需要主体的行动予以拉近。但在那时，人格至少是主人的人格是可以得到确定的，尽管这种人格概念或许与罗马法上的不同。因此，在此后的市民社会中，避免悲剧重演的措施也就转向对共同承认的规则的诉求。（β）有关性关系，个性自身中设定的自然差别。

有甲乙两位初民参与此次生死斗争，甲乙对彼此的博弈策略一无所知。另外尤为重要的是，他们公布财产，选定承认规则以及标示和放弃、取消占有，已经采取了契约的形式，{50}只是这个契约是一个没有争端解决方案的契约，即它是一个明确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却没有提及救济方式的契约。

{82}这就达成了一个肯定与否定的共存，每个人的肯定性意志只能存在于其所想占有的一面，对其他人来说其意志则是否定的，并且每个人都应该把他的全部财产作为他不愿意损害所有其他人的财产的抵押。无论是安提戈涅还是克瑞翁抑或波吕涅克斯，代表的不过是一种悲剧性的人的命运的显现。{73}与此三点呼应，黑格尔的善有不同的含义：黑格尔的善只是国家这一伦理存在的函数，即在客观性的国家中，法律责任需要摒除合法性或非法性、善或恶的主观判断，对法律的判断不以人的理性层次为标准而以法律最浅近的客观意义为标准。对于黑格尔的法权发展路线，起点在于伦理世界的陷落。

尽管作为一个陌生者，这就是爱。{90}参见前注{53}，[德]黑格尔书，第175页。{74}善作为一般的特殊性达到了自身中被反思着的普遍性时，就达到了一种内部的绝对的自我确信（Gewissheit），这种特殊性的设定者、规定者和决定者，就是他的良心（Gewissen）。是神的规律要求家庭要把归属于家庭的成员的尸体安葬，这是一种伦理的义务，因此，安提戈涅的行为自始就不是道德行为—没有意图与福利，她的要求不过是履行应尽的义务，尽管这违背了人法。

2．伦理世界的陷落伦理世界的沦陷是黑格尔论证法权产生的最后阶段，再次与费希特的自我与非我的和谐不同，他此时考虑的是自我意识的一种反向运动。而在两者都关心的哲学体系和哲学原则上，黑格尔几乎在一开始就是反费希特的—费希特从康德那里继承而来的主客体的二分，成为与黑格尔致力于主客体绝对统一的哲学构想的本质分野。

霍耐特引用的主要是一部在1913年才被发现的，黑格尔大约在1802或1803年完成的手稿，《伦理体系》（ System der Sittlichkeit）。市民社会中的个体要做的只有两件事，平等的需求和模仿。

另一种是被假定为主观认识和意志跟真实的善相同一的良心，即真实的良心。{69}因此黑格尔说：圣克利斯偷了皮替穷人制鞋，其行为是道德的，但毕竟是不法，从而是不能容忍的。此时基于强制法，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认识论转变，即从我必须限制我的自由以使得他者也有自由转变为，我的法权在什么程度上不受他人的损害，他人的法权也恰好在同样程度上始终不受我的损害。这四层意思一旦不再是默示的或具有了一种可见性，亦即它们具有了一种行动的现实性，就可以保障法权关系的产生。……一种对财产的权利是一种对权利的权利，财产权是外观（aspect）。{26}参见前注{12},[德]黑格尔书，第263页。

{111}在此，良善生活包含着三层意思：首先，良善生活在黑格尔的语境中始终是非个体化的，其群体化的特质存在于伦理习惯中良善（good）所型构的爱、荣誉和服务之内。最为新近的表述为法权是反映在法学上的，由法律承认和保护的社会的全部利益，具体表现为各种形式的法定之权。

{102} 前注{36}，[德]黑格尔书，第37页。再次，普遍化对特殊性的支配是无可避免的。

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有所收获：甲乙均参加斗争的时代是丛林时代，人类已经度过了。这种法律是同公共的国家法律相对立的。

国家虽然是市民社会的更高阶段，但却出现在市民社会之前，用黑格尔的话表述，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直接存在与风俗习惯中，而间接存在于单个人的自我意识和他的知识和活动中以及国家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112} See Joshuad Goldstein, HEGEL' S IDEA OF THE GOOD LIFE: From Virtue to Freedom, Early Writings andMature Political Philosophy，Netherland: Springer, 2006，p. xxii.{113} Id. p. xxii.{114}黑格尔的王权观念是其国家观念的缩影，是国家法权统治的理想性的道成肉身。第二，怀疑主义提供了法权的形式（Formalismus），即没有自己特殊内容的把它遇到一种样态繁复的物或财产赋予其所有权的抽象普遍性。{64}强制法权是一种外在法权，它是在没有相互信任和相互忠诚的基础上形成的，也可以说是在没有普世的道德要求和道德信仰的基础上形成的。

{3}黑格尔的《伦理体系》与费希特的《自然法权基础》最早的出版时间，即1796年，写作时间极为接近。第三，婚姻的基础不是爱。

{93}前注{53}，[德]黑格尔书，第175页。在伦理性的初级存在方式家庭之中，只讲伦理不讲法权，核心的概念是爱。

但是，大家向他回答说：只有在你放弃对所有其他东西的权利要求的条件下，我们才会放弃这个要求。这些不同是两种法权追求的分野，即自由的契约式共和与伦理性的良善生活的分野。

（二）强制法权vs．主观性法权1．强制法权强制法权在严格的意义上说不属于一种法权形态，它更应该被视为一种扬弃原始法权争端的纠纷解决的方法，这是对原始法权纠纷解决机制（在遵从法权规律的前提下）阙如的补救。2．客观性法权与原始法权的知识学拟制不同，客观性法权在黑格尔那里是现实存在的。究其根本，从承认的角度来看，是因为主奴斗争所获得承认不过是一种单向度的承认。其二，实现了从或然性向实然性转变，成为理想性的法权，但这种理想性罔顾了不可能发生法律争端的不可能。

它是感觉的主观的实体性的法律，即尚未完全达到现实的内部生活的法律。{24}前注{8}，[德]费希特书，第40页。

因此，道德有着双重含义：一面是故意中的普遍物，一面是意图的特殊。这是另一种类型的主奴生死斗争意义上的斗争，只不过需要确证的主体是自我，提供确证的对方也是自我，两个自我纠结于客观与主观之间而已。

但法本身不是如同自然规律一样是被发现的，它是被发明的。费希特提到，通过公布财产使得彼此对已有的占有作出认可并不困难，困难在于对于未来不确定归属的无主物的归属如何确定—每一个理性自由者都怀着同样的冲动和理由去试图占有它，问题的解决需要在占有发生的那一刻作出规定—即，被占有的客体必须在占有的时刻有很明确的规定，以致另一个人不同时认识业已发生的占用，就不能认识这个客体。